难忘48小时

　　第一个难题是运牛。当时北京没有隔离场，无法实施隔离检疫，牛要直接送到东营。但东营没有可以降落大型运输机的机场，因此只能在北京机场换乘国产小型运输机。一架747运输机可以一次将200头牛运抵北京，但换乘国产小飞机后，要飞10次，一次运20头。因为检疫方面的要求，换乘飞机的过程中，牛的蹄子不许落地，不能直接踏上机场跑道的地面。

　　1988年1月，在美国飞虎航空公司运输机前合影 右二为范小建 

　　因为准备比较充分，转运那天，开始还算顺利。当天上午10：30左右，美洲飞虎公司一架巨大的747货运飞机平稳落地，200头牛分10次用木笼从大飞机卸下。开笼前，用桡板在跑道上铺出一条路，再垫上塑料布，直接铺到小飞机的后舱门，再将20头牛赶进小飞机的后机舱。机舱里用铁管搭了拴牛的架子，放些牛草，就成为一个临时牛圈。

　　那奶牛真好，个头高大匀称，而且都是怀孕母牛，一头顶两头。我从飞机驾驶舱肚子底下钻进去，在驾驶舱后面，有一个不大的隔舱，顺着两侧玄窗各有一排座位，翻译钱女士就坐在那儿。没有安全带，行李随便放在头顶的隔板上。人与牛之间，已经用隔板隔开了。

　　我负责押运第一个航班，起飞时一切顺利。因为怕牛缺氧，机舱没有密封，飞机飞得很低，高度大概只有3000米。风刮得很大，路上一直摇晃，但还可以承受。航速不快，从北京飞到东营，用了两个来小时。

　　上了飞机我才知道，由于东营机场是新修的，还没有地面导航设备。可是飞机已经快要落地，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我们已经看到机场，下面是厚厚的冰雪，白茫茫一片，只有跑道还清晰可见。大家都很兴奋，但机长报告说，侧风很大，大家要一定坐稳。正说着，飞机开始盘旋着下降，并将机头对准了跑道。飞机一直在晃，不知为什么，眼看要下去了，又拉起来绕了一圈。这一次好像是真的要下去了，但由于侧风很猛，机身一直是歪的。我们以为还要拉起来，但飞机却径直降了下去……

　　就觉着是左侧的轱辘先着地，紧接着又向右边摆了过来，飞机十分剧烈地摇摆和颠簸起来，以极快的速度冲出了跑道。我本来侧坐着，也没有安全带。如此剧烈的晃动，人一下子从左玄窗抛到了右边，还没有来得及用手抓住什么，又被惯性抛到了前舱的挡板上，重重地撞了一下。这时候，隔架上的行李全都飞了起来，有的打在身上，有的直接摔在地上，前舱乱作一团。

　　“牛，我的牛！”我已经顾不得自己是否受伤，急切地想着自己拴在后舱“牛圈”里的牛。飞机终于停在了冰雪覆盖的草坪上。我看了看自己，除了手碰破点儿皮，胳膊和肩膀有点疼，并无大碍。从机头肚子底下钻出来我才发现，飞机的一个轮胎已经瘪了，机翼下两侧的轮子都杵在草坪上厚厚的积雪里。

　　我赶忙绕到机尾去看奶牛。“牛圈”已经乱作一团。原来搭好的架子，全都歪七扭八地倒在那，就像是一片倒塌的脚手架，牛有的站着，有的卧着，眼睛瞪得很大，看着我，露出不安的神色。我查了查，牛还都活着。除了个别的牛有点儿擦伤，似乎没有受到很严重的伤害。这时，已经有人从候机室那边跑了过来。“范局长，没事儿吧？外宾和东营的领导在那边等着呢，你快过去吧。”

　　说到这儿，我要解释一下。原本，我是可以与外宾一道乘火车或民航班机经济南绕道到东营的。但依我的想法，一是直飞东营可以节省时间，二是体验一下押运的经历，增加点见识。没有想到，竟经历了这样一场虚惊！

　　我赶紧正了正衣襟，在来人的陪同下走向候机室。东营的领导和三个西德外宾（一个官员A、一个合作社技术人员B、一个记者R）在那里热情地迎候着。大家无非是问候一通，“看着飞机下降的时候就歪了，晃了一下就冲出跑道，真危险！没事吧？”等等。我说：“没事，好像牛也没什么事，擦破点儿皮。”B说了一句，“不知道会不会流产。”我的心里咯噔一下。

　　第二、第三架运输机平安落地了。没有再等其它飞机落地，我就和东营的领导、外宾一起，乘车向市区进发了。从机场到市区的路途挺长。一路上，除了冰雪覆盖的荒原，几乎什么都看不到，特别是在凛冽的寒风之中，更让人感到一片苍凉。

　　中国的耕地资源十分有限，总体而言，是日趋减少的趋势。只有两个地方土地和耕地在不断地增加，那就是地处黄河口的东营和长江口两侧的滩涂。东营是块宝地，每年因黄河挟带的泥沙，可以淤出几千、上万亩地，经过几年的改造，就可以逐步变为良田。但那时，东营的主要任务还在开发胜利油田，农村和农业方面都显得比较薄弱。

　　牛都到齐了，经过检查，没有发现流产迹象。真是谢天谢地！

　　次日上午召开了隆重的接牛仪式，是在一个不大的宾馆里举行的，我作为代表向大会致辞。牛早就进了隔离场，无法到达会场。仪式上，我说了一些感谢的话，有几句至今可以记得：“东营是黄河的入海口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。黄河从这里走向大海、走向世界。这200头牛来到东营，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成果。对外开放的中国，也要经过这里走向大海、走向世界。”说完在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极为热烈的掌声。读者可以体会一下这句，念得越慢，越有意味，越有力量。

　　午饭过后，我的任务就是陪几位德国外宾一起回北京。按计划，外宾买好了当晚10点20分从济南到北京的火车票，并预定了次日上午11点从北京到波恩的飞机票。下午3点，一辆国产“松花江”牌微型面包车缓缓开到宾馆门前。说起微型面包车，大家可能没概念了，其实就是后来一度在北京十分普遍的“面的”！但在当时，是东营比较好的外事用车。

　　与我一路同行的，有一位德文翻译钱女士，A、B、R三位外宾，还有司机王师傅。谁也没有想到，“第二只靴子”这才刚刚举了起来。

　　一辆“面的”坐6个人，算是满载了，何况还有行李、记者的照相器材等。A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，我、钱和B、R坐后面。老外在宾馆里习惯了，衣服穿得很少，坐车跑长途，也不过就是简单加个外套，勉强挡挡风寒而已。我、钱和王师傅当然是中国人的习惯，“三九天”出门在外，穿得还算比较暖和。

　　东营到济南不到200公里，预计三个半小时可以到达，途径博兴、桓台、章丘三个县。下午三点钟，准时出发了。一出东营，路就不行了，虽然还是柏油路，但路状极差，坑坑洼洼，还不如好一点儿的沙石路。开始不觉得，走了一会儿，风越刮越大，小“面的”被风吹得像飘了起来。车里的温度还算可以，暖气放大些，并不感觉冷。

　　冬天的白昼特别短。由于路况不好，车子速度上不去，到博兴就用了一个多小时。眼看着太阳就要下山了，孤烟落日，雪后余晖，寒风彻骨。除了车轱辘与路面上的坑洼和沙石碰撞的声音，就是外面的风声，车里面显得有些冷寂了。为了调节气氛。我开始介绍自己所知道的山东。从孔夫子到煎饼卷大葱，从胶东苹果到鲁西棉花，还有济南的泉水、千佛山和一城山色半城湖……

　　时间过得飞快。太阳的余晖已经变成青灰色了。东边的天空上偶然可以看到几颗星星。外面的村庄稀稀落落，一闪一闪地从车窗外向后滑去。

　　“坏了！”突然，司机王师傅喊了一声，把车开到路边停了下来。

　　“怎么啦？”，王不说话，打开车门就往后看。“左车胎爆了”。

　　“赶快换吧，现在5点刚过，时间还来得及。”我催促着说。

　　王低头不语，停了一会，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声：“没有备胎”。

　　所有人都傻了。这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上那儿找备胎去？

　　“怎么办哪？”我问。“只有一个办法，我带着这个轮胎到前面修车行去补。再有几里路，前面就是县城了，那儿一定可以找到修车铺。”

　　我虽极不情愿，但也确实没有办法，把王的想法告诉了老外。老外只有耸耸肩，无奈地表示同意。为了卸车轱辘，大家只好都下了车。晚上5点半左右，王比较顺利地拦住了一辆带拖斗的拖拉机，把轮胎甩上去，自己又翻身上车，向着县城的方向，飞快地消逝在大家的视线中。留下来的人只有一件事儿——等待。但是，好冷呵！此时，车里和外面温度一样，零下15度左右。因为卸了一个车轱辘，大家也不能到车里去背风。

　　我和钱还勉强可以，老外一会儿就不太行了。在那里不住地跺脚、搓手。我拿出香烟给大家抽，只有R做了响应，其他两人平常不抽烟，这时候也不愿抽。我本想多走几步，带老外到附近的村子里暖一暖，但又怕王回来找不到人，毕竟还是赶路要紧。大家就这样坚持着。我看老外冷得没有办法，就教他们做气功，再不行就干脆顺着公路跑步。

　　时间过得真慢。但不知不觉，也已经6点了。大家望着王去的方向，连个车的影子都没有。我真是急死了！再这样下去，人都要冻坏，火车也赶不上了，一定要再想想办法。大家开始商量。我产生了一个想法，再派一个人，直接去县政府要车，不管王是否回来，必须马上换车。

　　老外同意了。但是谁去？翻译去？留下我怎么说话？何况翻译能行吗？我去？留下翻译，要是我再回不来怎么办？我不会回不来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老外也认为，主动出击比坐以待毙要好得多。

　　就这样决定了。我千方百计地拦下一辆个体户的大卡车，但驾驶室已经坐了三个人，后车厢也是满的。我苦口婆心地向驾驶员讲明了情况，说明此事关系国家荣誉，不尽快解决要出大问题，等等。那个驾驶员听后说了一句，“那你上来吧，就是委屈你一下，坐在他的腿上吧。都是咱中国人的事儿，没啥说的”。

　　说得多好！都是咱中国人的事儿，没啥说的！这就是咱中国的老百姓！这时候，是晚上6点10分。

　　上了卡车，我留了一句话，“王要是先回来，你们到县政府来找我。”说是快到县城了，其实还挺远的。从坐上卡车到找到县委、县政府大院，大概又花了20分钟。谢过卡车司机，我急不可耐地冲进了县委办公大楼。

　　那时候已经下班了，我的出现着实让县委值班室的人摸不着头脑。“我是北京来的，这是我的名片。现在有几个德国外宾在你们县城以北几公里的地方抛锚了，又冷又饿，还要赶火车，你们能不能帮助派个车，救个急？”我着急地问。

　　几双狐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，透露出极度的不信任，没有人做出反应。我一下子明白了。是呵，要是我自己也不信，别忘了“文革”结束才几年那！没听谁说要有外宾经过此地，也没听说有一个北京的局长要到我们这个小县城啊？此人这么年轻，许不是个骗子？这些话他们虽然没有说出口，但都写在他们的脸上。

　　我急忙解释，那几个人像听天书一样听着。我已经满头大汗，那几个人却在笑。我知道他们不信任我，但又没办法。他们最后踢了个皮球，“我们这里是县委办公室，这些事情我们不清楚，你到东边那栋楼去问问，那里是县政府。”我正好可以脱身，马上又跑到政府办公楼。

　　在县政府值班室，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，不但没有任何进展，值班人员反而还正儿八经盘问起来。“你说你是北京的局长，光有名片不行，你带工作证了吗？”“你说城北的路上有外宾，我们怎么就没接到过通知？”“你怎么证明你的身份呀？”那时候没有身份证，我又没带工作证。

　　这下坏了，事儿办不成，兴许还走不了了！我心急如焚。猛然之中，我看到办公桌上那部摇把式电话，我灵机一动。“我有个办法证明我的身份，但你要允许我用一下这部电话。”

　　“可以，你要那儿？”

　　“我要省政府值班室。”

　　“好吧。”

　　我赶紧拨通了总机，并通过总机呼叫省政府值班室。我简要说明了情况，希望省政府能够证明我的身份，并请通知省某局马上派车来接我们。“好像听说过送牛这事儿。好吧，我们会通知省局。”说完对方挂了电话。

　　虽然只有简单的几句话，但足以打消现场值班人员的顾虑，对方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。“好吧，你要我们做什么？”

　　“马上派一部面包车，随我一同去接外宾。再请你们煮几碗汤面，可能外宾要吃点东西。”

　　这时候，时针已经指向了7点20分！足足耽误了50分钟！王一点信息也没有，我决定马上带车去找老外，15分钟之后，我带着一台新的面包车赶到了那儿。只见“面的”那儿围了几个人，我上前一看，是王在上那个刚补好的车轱辘。与老外赔了一通“不是”之后，我说：“行了，找来新车了，赶快换车吧。到县城吃点东西，马上赶路，还来得及。”

　　这时候王说话了：“还是坐我的车吧。”大家都愣了。“万一再坏了呢？”“不会的，补得挺结实的。何况，你们要是不坐我的车，我回去也交不了差呀，就算我求你们了。”王的恳求，让我犹豫了。也是，真要是被甩了，他回去怎么交代呀？这可不是小事，是外事呀。征求了老外的意见，一行人又上了“面的”。

　　“还是到县城去吃点东西吧”，我说。“还是赶路吧，时间不多了。”钱说，“何况R还预约了一台手术，是几个月以前就约好了的，准备回国后，下飞机就直接进医院。”几个老外都表示赞成。“那好，我们就赶路，也不吃饭了。”我只好对桓台的同志千恩万谢一通，匆匆上路。车子继续在那条不太平坦的公路上前行。

　　晚上8点30分左右，车子已进入章丘境内。“再走一段，路状就会好了。”王满怀信心地向大家报告，显得很兴奋。可真是祸不单行，王的话音刚落，“面的”的左后胎又爆了！

　　又是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！不知是什么时候，天也全阴下来了。除了“面的”自己的灯光，几乎见不到什么光亮。这回是真傻了！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！没有办法，几乎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火车是赶不上了，还有飞机，还有那已经预约了几个月的手术……老外和我都愤怒了！

　　“大家别急，我来想办法。”嘴上是这么说，我的心里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天无绝人之路。在漆黑的夜色中，我看到了一丝希望。在离路边200～300米的地方，有一盏灯。“我到那去看看，你们在车里等着。”我向其他人说。

　　路边是庄稼地。因为没有手电，又没有路灯，找不到路，我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庄稼地，径直向那盏灯走去。那是一盏电灯！在一所房子外面，一个不高的电杆上架着的一盏电灯！我的脚步越来越快。也许是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，屋子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。

　　“大嫂，这是啥地方？”我问。

　　“你是谁呀？”我立刻想起了桓台县城里的一幕，赶紧自我介绍。

　　农村人到底是朴实憨厚，我的话大嫂深信不疑。“这是章丘县的某乡某村，我们这儿是电话室。”

　　“电话室？！！”太不可思议了！“我能进去打个电话吗？”我问。说着，已经进了屋。

　　这是一间单独盖起的小屋，也许是因为天太黑，周围没看到什么房子。屋里有一铺小炕，一堆木柴，一个铁皮做的火炉子，一把条凳。最引人注意的是那部老掉牙的交换式电话机，像一架旧式的风琴，桌面上有几个拨叉，对应着有几个粗大的插头，旁边装着两个比玉米棒还粗的干电池，一副耳机和一个话筒放在一边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不是二十年前插队的时候，我们村子里用过的那种电话机吗？

　　“你往哪儿打，我帮你要。” “我要省政府值班室……”我说这话的时候，自己的声音都迟疑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提出了过高的要求。“行，得要一会儿。”“你先要着，我那还有几个人，我让他们来烤烤火。” “好吧，快请他们过来。”山东大嫂就是这么热情！

　　我赶忙跑回去，让几个老外和钱一起过来烤火，并对王说，“我在桓台县曾向省里要过车，你在这儿等一等，别错过去了。”“好吧，你们去吧，我的车我也要看着。”王说。

　　老外和钱跟着我走进了那个乡间的电话室。“别介意，就这个条件，让你们见丑了。”我说。老外以极其好奇且惊讶的目光看着那部电话，叽里呱啦地说了好几句。钱说“他们说，在德国，这样的电话机只有在反映二战以前的电影中才看得到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真的这种电话机。”

　　“快坐下烤火吧，别说那么多啦。”我说。大家看着大嫂打电话。真不容易，终于打通了！我马上接过话筒通话，对方的声音是熟悉的。“喂，我们的车又坏啦。现在在章丘，省局知道要派车吗？我们在路上等着那……”“好像已经派了，你们等着吧。”

　　大约晚上11点左右，王跑来了，说省里的车子已经到了。一行人谢过大嫂，留下王，又匆匆上路。到济南，已经过了午夜12点，省局的同志马上联系机场。凌晨2点，搞到5张早上8点去北京的飞机票。

　　大约早上10点10分，我和老外所乘的飞机落在了首都机场。这时，离R的航班起飞还有50分钟！

　　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我与几位老外握手告别时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48小时，从你们的牛运到北京首都机场，到现在大约48小时。这48小时，你们完成了送牛的任务，把德国人民的友谊送给中国人民，又经历了一次奇遇，看到了更真实的中国，让你们吃苦了。希望能够看到你们关于这次经历的报道。”

　　R会心地笑了笑，“你放心，我们不会写什么，谢谢你。”

　　拥抱。

　　（作者：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 范小建）